"张茂光挺自豪地说。

朱彦夫卸任于1982年，这时他的内脏出了毛病，得了肝病、胃病以及心脏病等。

"这回该歇歇了！"别人都这么说他。

"出版不行当家史，家史不行当遗嘱"歇在家里，快60岁的朱彦夫又要折腾，他要写书，把自己40年来的经历，写成一部书。

起初，家里人不当回事，"一个一天学没上的人，能写书？"朱彦夫就是朱彦夫，说写书就写书。

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一写，就写了7个年头。

写书，一点不比他早年藏在屋里练自理容易，同样也是一种煎熬，只不过那时多熬身，现在熬心。

"写字不是最难的，最难的是力不从心。

比如战场上的惨烈感觉，心里可强烈了，但表达不出来，憋得人难受！"他从前整天整夜地重复一个吃饭动作，现在整天整夜地想一个词，一个句子。

在荣军院时，朱彦夫上过几天速成班，因为眼离纸太近，写不了多久，头就眩晕。

他的左脸受过伤，脸上的肌肉不时地痉挛，嘴吃不住劲，好不容易写到纸上的字，也被顺着笔杆的口水浸得模模糊糊的。

稍后，朱彦夫再用上两只断臂，慢慢能运笔了，就嘴臂分开，用胳膊抱着写，写出来的字，由大如拳头，到小如铜钱，最后终于一点一点地装进稿纸上的小格子里。

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

朱彦夫每天写书时，在大腿上垫个棉垫，腿上放块写字夹，用胳膊抱着笔写，一天能写上百字，多时能写三五百字。

有时候胳膊写得又酸又痛，不听使唤。

查字典时，得用舌头一页页舔。

查一个字，最慢要一两个钟头。

他用过的字典，被口水浸得变色、变重……他的身体承受不住日夜煎熬，血压上升，视力下降，心脏病也犯了，刚住3天院，朱彦夫就急着回家。

到家开始发高烧，几天不省人事，又被送进医院，一查，原来是双腿伤口发炎引起的。

医生说："如果不好好治，你的腿，还有可能再次截肢……"朱彦夫写书的经历，给一家老小留下太深印象。

以至他外孙女有次上化学课没答上老师的提问，回家后竟气呼呼地骂自己："跟姥爷比，我还算是人吗？"朱彦夫原来每月的残废金是40来块，后来涨到200块。

"如今这点钱他俩哪够？一年光是煤钱就要1000多块。

"朱向华说："作为父母，他俩比别人更难，付出的要多得多。

可俺爸爸，孩子给一分钱他都不肯要……"谈起写书的种种原因，朱彦夫说："讲句心里话吧，我写书还有一个原因，是想解决一下经济问题。

老花孩子的钱，我抬不起头啊！可写了一半才知道，现在写书，可能挣不到钱，还要往里贴钱啦！"朱彦夫把写好的部分，拿给县上会写作的人看。

人家看后告诉他的孩子："回家告诉你爸，别受罪了，写得再好上10倍，也出版不了。

不是写谈恋爱、跳舞的，谁看？"没人看，他也要写下去："出版不行当家史，家史不行当遗嘱。

"他给自己的书起名《血蚯》。

"蚯蚓是个低等动物，也无手无脚，可它还能松土肥田呢。

我有血有肉有感情，我就是要在人们板结了的思想里松松土。

"朱彦夫的这部书，不知修改了多少次，累积写了300万字，最后写成了40多万字的手稿。

1996年春天，他专程去济南送稿。

一清早，儿子用自行车把他驮到汽车站，班车已客满关门。

司机去填路单，朱彦夫让儿子把他从司机门抱进车里，连急带累，上了车他就趴在发动机盖上。

司机回来一看这么个人趴在发动机盖上，以为是个坐大街要饭的，非要朱彦夫下车不可。

家里人把事情一说，又拿出书稿，司机顿时态度大变，还要免票，朱彦夫一听不要钱，就非要下车。

最后，他就这么坐在发动机盖上，到了济南。

下车后，一口气走了10里路，才找到一家便宜的小招待所。

后来，朱彦夫找着了当时济南军区创作室主任李存葆。

把他安排在军区招待所吃住。

朱彦夫不肯白吃白住，李存葆就说他："像你这样的人，就是住将军楼，天天吃国宴，也不过分！"1996年8月，朱彦夫的书，以《极限人生》的书名正式出版，首印两万册，10月，又加印了两万册，朱彦夫因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。

我问朱彦夫："听说省里还要推你当典型，你怎么看这事？"他想了一想说："我只写了本小册子，不足以扬得那么高！"把我说得一点没缺点，那不客观。

"他停了停，又说："我跟有关领导也说过，我不愿当一个出人头地的人，不愿做一个有别于群众、把一些不实不当的东西加到我身上的人，我特别不愿意出现在公共场合，不愿上电视，不愿让领导人接见……"为什么？"他犹豫了一下，说："我怕丢丑，就是在一般人跟前，我也觉得低一头。

让我站到领导人面前，让他们接见我这样的人，我万万想不通……"我换了个话题："你的书才出两个月，就发了那么多，你现在该感到安慰、高兴了吧？"不太高兴！"又让人意外。

朱彦夫认真地说："我觉得书的后半部分没写好。

我现在想静下心来，再沉淀沉淀，把后半部分重写。

"我望着他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

像初次见面时一样，朱彦夫仍坐在床上，在秋天的阳光里，他稀疏的头发泛着银光。